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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能否复活?|黄卧云的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文章发布时间:2015/5/26 20:5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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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0年前开始在世界各地兴建孔子学院起,孔子和儒学被赋予一种新的重要性,对外,用来获取国家软实力,对内,用来收拾人心。毛泽东时代的“孔老二”重新成为“孔圣人”。由政治推动的这次儒学复兴能否出现,要回答的问题是,儒学是如何丧失意识形态的主宰地位的,两千年多前的孔子思想和王朝时代的传统中是否藏着理解现实和引导未来的金钥匙?

  中国当前进入了思想战国时代,人们在纷纷寻找能够引导中国的思想和价值观。共产主义于上世纪9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全面消退,中国不能独善其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了新的正统。民主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升级版也一度引人关注。毛主义在消停了30年之后,如今再度热闹起来,老红卫兵和社会底层民众是其主要推动力量。当然影响最大的还是自由民主思想,人们把这套思想和制度价值体系打包成普世价值。中国绝对本土的思想——儒家思想也粉墨登场。

  孔子学说和儒学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正如马克思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前者是独立的个体的思想,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官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是统治的宗教。

  一

  人们常用“礼坏乐崩”来概括孔子生活的时代,它主要是指那时政治秩序崩塌的情况。周室被诸侯架空,诸侯被大夫篡权,大夫被家臣控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为了权力不择手段,政变和内乱构成了春秋时期政治的基本面。上梁不正下梁歪,上层腐朽了,整个社会自然也世风日下,政治成为那个时代非常热门的话题,很多人都在思考如何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和政治秩序。老子说只要顺其自然就行了,提倡仁义是因为大道已废,国家混乱才有忠臣,统治者做得越多,人民就越难治理,因此无为就是有为,无为而无不为。墨子认为混乱的根源在于人们的自私自利,尤其是统治者的自私自利,并由此创造出了一种是非颠倒的逻辑:杀一人、十人、百人是不义,是犯死罪,可攻打一国、杀人无数却是大义。他开出的处方是非攻、兼爱,反对用战争和暴力手段解决国家纷争和政治纷争,提出爱一切人:诸侯相爱,君臣相爱,父子相爱。只要国家不去制造敌对势力,就没有敌对势力存在。如果“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则想要天下不太平都难。

  孔子是向后看问题,他认为由于古代确立的典章礼仪被破坏殆尽造成了邪说和暴行泛滥的无道之世。在一个和谐世界,“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因此恢复社会政治秩序只要恢复古代的旧制。自称“敏而好古”的孔子考察了三代的制度,决定遵循尧舜之道,效法文王武王之制。具体地说,孔子的社会秩序观是权威主义支配下的等级秩序,社会被置于一种严格分层、上下分明、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等级中,秩序就是不同社会角色的人各安其位,而实现秩序的途径就是依靠道德高尚君子就是明君,他们修身齐家,然后治国平天下,因为在孔子看来,政治无非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治家与治国一脉相通。孔子的主张由于缺乏可行性,尽管他四处游说,没有被人采纳,而他终于在50多岁出任鲁国的司法部长,有了实践其政治主张的机会,也很快就下台了,虽然在位3年,但真正被倚重的时间只有3月。

  孔子的政治思想和主张与老、墨相比,既没有智慧上的优势,也没有深度思考的优势。墨子的大智,老子的深刻,都是孔子没有的,虽然后者有许多深刻睿智的语言和观点,但整个思想体系缺乏创新。孔子最终受到统治者的尊崇,成为圣人,他的思想被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进而形成一套儒家的价值观以规范和引导中国社会,是由于他的等级秩序观和权威主义思想特别符合权势者的胃口。老庄一派宣扬无为而治是对神圣统治权的否定,就是再伟大的明君也会断然拒绝这种自我拆台的论调,至于墨子散布不分敌我、爱一切人的思想就更加危险和有害,对那些挑战统治权威、窥视国家权柄的敌对势力自动放弃专政(镇压之权),就是自毁江山社稷。法家的专政手段与儒家的仁政思想珠联璧合,成为王朝统治者的两把抓手,正如鲁迅所说,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和追求权势的人捧出来的。后来的儒家进一步把孔子的政治思想绝对化,以“三纲五常”概括全部人伦关系,将所有人纳入到“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秩序中,一方面,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对于臣,父对于子,夫对于妻,拥有绝对权力,另一方面,臣对于君,子对于父,妻对于夫,必须尽绝对义务。在儒家的价值体系里,权力没有与之匹配的义务,义务也没有与之匹配的权利。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行使权力,被统治阶级有义务绝对服从统治阶级。事实上,中国的被统治者履行自己缴纳皇粮国税的义务从不含糊,也从来不会有相应权利的诉求,更没有产生纳税人权利的观念。对统治阶级来说,这是多么惬意的秩序啊,难怪无论是蒙古统治者,还是满清统治者,都那么欣然接受儒家的价值观,全盘接受敌国的意识形态。我严重相信,日本人当年如果在中国成功殖民,也会在中国全面恢复中国传统,而不是像在其本土那样实行“脱亚入欧”,这样,汉人即使再一次被外族所奴役,却又一次赢得了文化上的胜利。

  从单纯的理论视角看,孔子学说也是有明显缺陷的,他满足于、也仅限于详尽列出以忠孝为核心的具体的伦理规范,并加以描述,如人们在不同的场合问到孔子何为“仁”时,他每次都给予不同的回答,一次他说“克己复礼为仁”,另一次他说仁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有一次他又说“仁者其言也訒”,都是从不同的方面对“仁”做出描述。他不去深入探究那些规范背后的原理,即规范的规范。一个规范要是合理的,就要有更高、更公正的规范予以规定,比如自然法观念的产生。要探讨公正、合理的规范,对终极之理的追究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看到,正是由于缺乏终极追究,孔子的表达方式是描述而非逻辑论证,孔子关心的秩序仅仅是表面的有序,而不是公正的有序。

  某种秩序观如果缺少公正做准绳,就不会是合理的。与西方伦理学进行对比,孔子伦理学不足之处就更加清楚。西方伦理学不是讨论具体的生活伦理和政治伦理规范,而是寻找什么是“善”以及如何获得“善”。我们知道要做正当的事,这不难;难的是我们如何知道什么是正当的事。等级制是动物世界不可避免的特征,但对人类而言,对公正的关注有着同等重要的特征。亚里士多德认为,每个人得到了他应该得到的东西,他们也就得到了公正的对待。而人们应该得到的是什么,他又做出进一步的探讨。

  二

  直到西方人用炮舰轰开中国的大门以前,没有义务和权利平衡的儒家价值体系一直都能很好的维护着社会的上下关系。在欧洲旅行家的眼里,中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被治理得井井有条的国家。十九世纪,法国人托克维尔在他《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提到了欧洲旅行者对中国的观感:“集权统治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赋予国家的日常事务以秩序严明的外表,详尽地订出全国公安条例的细则,及时镇压小规模的叛乱和惩治轻微的犯罪行为,使社会保持既无真正的进步又无实质的落后的现状,让整个社会永远处于被官员们惯于称之为良好秩序和社会安宁的那种昏昏欲睡和循规蹈矩的状态。”

  孔子虽然被尊为圣人,但统治者并不是全面奉行孔子思想,而是根据自身利益加以取舍。在关于义务方面,臣民的义务被用强制手段和法律加以固定,是绝对的;而自身的义务——施仁政——被虚化了。所谓仁政,仅仅是薄赋轻徭,孔子仁政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来不是他们的义务。为了极大满足自己的私欲,权势者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正是由于存在一个可以被随意损害的大多数,少数人的利益才能实现最大化。儒家把天下为公和德治作为政治理想,可是在千百年的政治现实中却从来没有过德治,倒是官场的贪腐文化十分发达;更没有以任何制度安排去兑现“天下为公”,相反,“家天下”才是王朝的制度基础。

  在儒家的世界中,除了等级和权威带来的秩序,其他的秩序是无法想象的。西方的自由秩序,那就是无君无父的社会啊,必定天下大乱。中国官员和士大夫在十九世纪中叶面对西方先进文明,最初称其“奇技淫巧”进行本能地抗拒,然而不久抵抗就瓦解了,西方列强的到来和加之于清政府的种种失败和屈辱,迫使朝廷决定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富国强兵。儒家“严华夷之辨”的世界图景开始消解,儒家的价值观不自觉地向后退却。1906年清廷实行了一项重大的改革——取消科举考试,同时实行的教育改革措施还有开办西式学堂和鼓励出国留学。给儒学最致命的一击还是科举考试,它是儒家价值体系的支柱,正是科举考试才将儒学与升官发财之道紧密结合起来,一代又一代读书人在儒家典籍中艰难地攀爬功名利禄,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闻,现在一旦抽掉科举考试的梯子,书中不再有梦寐以求的黄金屋和颜如玉,儒学就从经世之学沦为了无用之学。清末的改革开放使西方的自由、权利和民权思想迅速受到追捧,维新变法以后,学习外国的政治和法律成为年轻一代的新追求,这从政府文件中也体现出来,它发文称:“外国之所以富强者,良由于事事皆有政治法律也,而中国今日之剽窃西学者,辄以民权自由等字实之。”面对如此危险的苗头,朝廷特别强调法制和臣民义务的重要性:“外国所谓民权者,与义务对待之名词。所谓自由者,与法律对待之名词也。法律义务者,臣民当尽之职;权利自由者,臣民应享之福。不有法律义务,安得有权力自由?”

  在革命党人的努力下,民主共和思想成为中国的主流政治思想,辛亥革命又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这个新型的国家将用法律的权威取代皇帝的权威,用议会体制取代官僚体制,儒家价值体系的主体地位不但在事实上而且在法理上都已经丧失。由知识分子发动、推动和掌握话语权的新文化运动高扬“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掐住了儒家的命门,一种与民主对立、与科学对立的价值体系走到了尽头。尽管在民国初年袁世凯以及有的地方军事实力派人物重新推动尊孔读经,袁世凯甚至亲率百官举行祭孔活动,儒学仍然不能振兴,没有回到社会生活的主流中来。儒学作为统治宗教,它已经死去;作为一门学科,它只具有研究价值。儒学在清末走向失败,归根结底是统治者再也没有能力继续为人民规划生活、为国家设置未来了,而在过去的千百年中,这个国家都是由他们绝对主宰着。

  三

  进入21世纪,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似乎突然获得了一种超能量要走向世界,据说能使中国获得十分渴望的软实力,虽然事出有因,但还是不免让人错愕。

  “软实力”是西方人发明的概念,但很快就获得了普世认同,而且也很快获得了中国的认同,它是指一个国家在文化、制度和价值观等物质力量以外的优势,这种优势是以它们在世界被认同的程度来衡量的。能够成为“实力”的肯定是现实的、当下的力量,而不是某个历史时间的实力。埃及不可能凭借金字塔增强自己的国际地位,尽管它举世无双的魅力吸引着世界游客。德国产生了一系列影响世界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为德国赢得了独特的历史声誉,但我们难以想象,今天德国依靠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诸人,而不是依靠它领先世界的制造业在世界上赢得自己的特殊声誉和地位。试想一下,西方今天要用柏拉图来增强其对世界的影响力将意味着什么?

  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当局总是以“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而复兴被理解为物质实力的极大增强。从清末兴办兵工厂、发展现代工业,到大跃进时期的大炼钢铁,到改革开放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爆炸原子弹、卫星上天,到火箭升空,都是伟大复兴的努力。原子弹爆炸成功把中国推进世界核大国俱乐部,一时让人感觉到大国的扬眉吐气。特别是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百年强国梦似乎已经实现,当年大英帝国统治世界就是凭着它是世界工厂。在一场旷日持久的世界比赛中,中国经过百年追赶,终于认为自己已经赶到前排就坐时,却发现世界工厂没有给中国带来所期待的那种国际地位的提升。自己依然没有功成名就。事实摆在面前,大国地位不是一个经济总量GDP就能决定的,也不是在联合国享有否决权就能决定的。大国地位是具体的,表现为制定游戏规则的能力和交结盟友的能力,在国际上没有盟友的国家不具有真实的影响力。大国地位是具体的,具体到它的普通国民都可以感受到,每一个走出国门普通公民能感受到的由于国家强盛而带来的尊重,但大量走出国门的中国人也没有体会和享受到这种尊重,相反他们倒是发现了自己的国家与先进国家的巨大差距——制度文明的巨大差距,当代持续的向西方国家流动的移民潮就是国人用脚对现行制度投票。

  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以制度形态划分国家阵营,相同制度和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结成联盟,价值理念取代了英帝国时期老式外交中所秉持的“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的实用主义信条。虽然苏联解体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消失,价值观念在国际交往中依然起着显著的作用,在中国周边先前形成的美、日、韩同盟和目前正在形成的美、日、印联合,都声称是基于共同的民主制度和相同的价值观而结成密切的关系。

  “软实力”的概念让国人豁然开朗,它正在成为中国下一个需要复兴的伟大目标。在一个把制度和价值观作为重要内容进行对话的世界,中国当局极其厌恶把自由和民主当作普世价值,同时也决心树立一种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与“西方那一套”展开竞争。“中国模式”的确有一定的独特性,除了个别国家如朝鲜对中国经验发生兴趣外,没有一个大国和先进国家效仿它。宣传“中国模式”的人把中国经济在近30年内的快速发展归功于这一制度模式,而不提这种模式所导致的触目惊心的腐败。“中国模式”完全没有与民主制度一争高低的前景。这时孔子的价值被发现了。与“中国模式”相比,“孔子牌”不会招致制度上和意识形态上的争议和排斥。孔子可能是国际知名度最高的中国人。他创立的儒家学派在近两千年的历史时期里统治了中国人的思想,塑造了一个古老的大国,就凭这一点,足以证明孔子的影响力在中国无人能比。

  但是,国际影响力不是由国内影响力决定的。某一价值体系要在世界获得软实力,必须具备两个要件:第一,它对世界要有独特的贡献;第二,它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只有当它具有普世价值的时候,才能称得上对世界做出了独特贡献。我们一般认为英国的宪政制度对世界作出了独特贡献,但一般不会认为,朝鲜伟大的主体思想、先军政治对世界做出了独特贡献。

  离开中国的王朝制度谈论儒家文化和儒家价值观,必然言不及义,离题万里。是从儒家典籍中研究儒学,还是从制度中研究儒学?从典籍中研究儒学,皓首穷经,是古代的方法,从汉儒到宋儒,到清代的考据学派,都是钻研书本。今天那些大谈复兴儒学的人们说起“天下为公”的儒家理想就以为发现了拯救世界的绝佳良方,好像儒家和中国漫长的王朝专制制度毫无关系一样。一定的价值观与一定制度相联系,两者互相支持,儒家价值观与中国王朝制度联系在一起,它们互相支持。中国王朝制度在上上个世纪的世界制度竞争中就已败绩,儒家文化在现代世界的软实力已无从谈起。作为整体的儒家政治观念体系虽极富特色,独树一帜,但对现代世界没有意义,更不要说普世意义了。至于儒家某些个别观念,如忠孝观念也许仍然没有过时,但与其说它们有着独特的价值,不如说是人类出于本性而产生的观念,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忠孝观和相应的行为。就忠诚的观念而言,“忠诚的反对派”的忠诚观比儒家的忠诚观无疑具有更加丰富和更高层次的内涵,也更有实践意义。

  中国要对世界贡献自己的价值观,就必须使自己的价值观能够为其他国家所接受,成为普世价值的一部分。孔子牌不但不是一张价值王牌,妙牌,此时打孔子牌,恰好表明中国目前还没有什么价值牌可打。

  四

  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是极其复杂多样的,它不仅是这个国家风俗习惯、文化和历史的总和,更是一个不断进化的有机的生命体。传统是一代人接一代人的生活的连续和延伸,它与生命的连续和延伸浑然为一。生命中隐藏着生物遗传的密码,同样也隐藏着文化遗传的密码。作为生命体的传统不断自我更新,时刻处于新陈代谢之中。在自然选择过程中,有的传统由于不能适应时代生活消失了,生活中新的因素产生了并形成新的传统。这些新的因素通常是外来影响的结果,每一种文化都会在与其他文化的接触中都会相互学习,胡服骑射只是古代汉人学习少数民族改变自我的一个著名例子。总体而言,先进的强势文化总是改变弱势的文化,弱势的一方通过学习先进文化而加强自己。

  儒家文化传统只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方面,更准确地说,它只是官文化的传统。毛主义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产物,集民间无法无天的造反传统和秦始皇专制独断的传统于一身。把儒家文化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既摒弃了丰富多彩的其他传统,也无视传统是一个不断发展、生长和融合的有机体的事实,无视清末以来的100多年间中国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下所形成的新的传统,包括民众的民主法治意识、公民权利意识、纳税人意识的普遍增强,科学压倒了迷信,也包括宪政制度在台湾地区的成功建立。有一种近年颇为流行的论调,认为新文化运动全面否定儒家文化割裂了中国传统文化,殊不知那正是一次中国传统文化的进化。儒家文化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清算它的影响是20世纪初中国人作出的选择。

  在我看来,儒家传统远没有那只功夫熊猫可人。中国的传统功夫与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动物结合,塑造了一个非常可爱、十分励志的形象:憨厚朴实,幽默机智,善良勇敢,苦练本领,意志坚忍,最后大获成功。比起留着长辫、头顶乌纱帽、脑满肠肥、除了为人民服务和精通治国,不知道如何上飞机、不会怎样乘坐公交车、生活不能自理的官员形象,这只功夫了得的熊猫反映了中国人性格中最优秀的方面,也更能体现中国人的特性和中国文化的魅力。虽然这是一只美式熊猫,形是中国的,神却是美国的,但它依然有中国的基因。

  割裂传统本身就是不能成立的命题。只要这个群体的生命和生活在延续,那么它的传统就在延续。脱离传统的生命和生活是无法想象的。日本无论怎样西化,韩国无论怎样西化,日本依然是日本,韩国也依然是韩国,日本国民或韩国国民也不会担心自己的国家有一天会成为美国或者其他什么国家。

  当下真正值得担忧的不是儒家文化的断裂,而是它根深蒂固的存在。中国传统官本位文化和贪腐文化对社会和国家祸害至深,至巨,目前还看不到撼动它的那一天。动辄就能从一个贪官家里搜出数亿元,甚至多达10多亿元现金,这在中国历史上不只是罕见,而是绝无仅有,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大染缸才能制造出如此奇迹,实在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力。国家权力体系的自我管理几近失控。然而,贪腐只是中国今天需要面对的严重问题之一,更加严重的情况也许是腐朽的价值观念普遍地、持续地、深层次地败坏着社会,人们唯利是图,社会信用崩溃。

  对当局来说还有更为深远的忧虑。邓小平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目标代替毛时代结束后出现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空缺,并在近30年的时间里成为一种不是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不是价值观的价值观,起到了凝聚社会的巨大作用。但这种唯物质主义观带来的问题不断恶化以及经济形势越来越不乐观,也已经不能继续成为社会共识的基础。思想的多元化已是大势所趋,各种政治观点的分歧和对立加深,加剧,民主和宪政思想在国内获得了广阔市场。这时,避免犯颠覆性错误就成为国家治理的第一要务。

  一国人民所持基本价值观的某种程度的一致,是社会和政治保持稳定的重要基础。用一种被社会普遍认同、对权力安全有益、可以对抗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价值体系聚集人心,形成新的社会共识,将是一项重大的政治战略。有人把儒学作为一个选择。从管理和控制的角度看,它有一定的吸引力,因为它在很长时间里成功地主宰了古代中国人。必须记住,那是古代中国人,是1911年以前的中国人。这个事实太重要了。孔子向后看取得了成功,但今天只有向前看才是唯一出路,才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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